2015年10月24日，新华网思客会在海南召开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下一程，海南诚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萍女士受邀参加本次大会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、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邓寿鹏，海南省政协常委、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，海南银行业协会会长王一林，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王任飞，三亚华创美丽之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维学，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，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智慧旅游专家张鹏，电商大咖、老A电商学院创始人吴元轼就“‘互联网+’寻找城市新动力”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话，主持人为新华网副总编辑兼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经理申江婴。
主持人：今天我们采取活泼一点的形式，提供三个问题来让大家抢答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“互联网+”，而不是“通信+”或者别的什么“+”？
傅国华：这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说起。最开始人类是分散居住的，后来有了交易就开始渐渐集中到城市里，而今天技术的突破出现了“互联网+”，让我们又可以再分散。网络化时代，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一个终端的平台，它让人类即使分散居住也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沟通与协作，从最开始的传递声音到现在的模拟化身形，功能越来越强大。“互联网+”这种新形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，这就是我认为的答案。
史维学：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或工具，是为了帮助人把事情做得更好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企业要成为优秀的一员，就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告知世人或者连接世界，这就是“互联网+”——但首先自己要足够优秀和出色，否则那个“+”也就没有意义。“互联网+”不是结果而是工具，它是为了帮助我们走向世界。
吴元轼：为什么不叫“电信+”而叫“互联网+”，因为通信连接的是两个设备，而互联网连接的是两个人。真正懂“互联网+”的人会认为，无论是“通信+”、“大数据+”还是其他的+都是一个技术手段，而互联网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技术了，它是实现人与人、人与物的实时互联，中间用到大数据和通信等各种的手段。互联网的核心就是人，要解放人的效率，让每一个单点的人都成为世界的中心。
张鹏：作为通信运营商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一些尴尬的感触，因为在互联网时代，运营商已经处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。在上午的主论坛，无论专家还是主持人，谈起反垄断的时候都会提到运营商。互联网时代，很多传统产业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社会发展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产业都落伍了，比如媒体就在不断地创新——广播替代报纸，电视替代广播，互联网替代电视。一个社会的常态总是变化和发展的，比如一百年前高档的房子需要通电灯，五十年前是通有线电视，二十年前是通宽带，而现在高档的房子就是现代化的智慧小镇，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和模式。无论是“互联网+”还是“+互联网”，互联网都是一个放大器，最核心的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原来的专业推动。
王任飞：中国原本缺少信仰，但现在突然重新出现了一个造神运动，很多人神化了互联网，对于它的崇拜甚至接近宗教崇拜。在一些人心中，“互联网+”好像是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有求必应、无所不能。但作为一个农民，我更注重的是实体经济。虽然我们不能脱离互联网，但互联网毕竟只是一个平台、一双翅膀，如果我们天天只拜神而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光做线上不做线下，只做虚拟而做不好实体，即使再“+互联网”我们也只能在家饿着。
主持人：邓寿鹏先生是我们国家首席的老专家，他94年就一起研究中国的信息化高速公路计划，邓老先生，您怎么看中国的“互联网+”？
邓寿鹏：这要从互联网的本意来理解，在英语中，互联网的原意就是网络之间的网络，它至少包含了电信网、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网，所以单独说成其中的任何一个网都不准确。因此，与电站、空港和公路一样，互联网也是一种基础设施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信息全天候，也不可能建立起无时不在、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空间。互联网大大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，它不仅仅局限于信息空间，并且把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连接起来。所以，互联网就是连接万物的一个很好的工具，现在的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都离不开通讯，所以我们要求提速降费。
主持人：我来做一个小结。首先，互联网是平台、是工具，它的目的就是连接；其次，“互联网+”离不开通讯；最后，不要过分神化“互联网+”。现在有很多专家因为“互联网+”还是“+互联网”争得不亦乐乎，而我们新华网的田舒斌总裁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他说这就像男女之间谈恋爱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男的要主动一点，传统产业先+互联网比较符合实际情况；而慢慢熟悉之后女的就开始主动起来了，可能就是“互联网+”。最后不管男的找女的还是女的追男的，实际上就进入了融合的第三阶段。
王一林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还是在于需求端跟供求端，“互联网+”也是如此。前两天在北京的经历就告诉我，如果虚拟钱包里没钱的话滴滴打车就不好用了，还是得挤公交车。互联网就像一个“链”，链接是很重要，买东西不必再上实体店，但东西也不可能白给你，没钱还是不行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否定互联网的意义。它能降低社会的教育成本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提升生产力，主要是颠覆原有的商业模式。比如通过互联网能降低库存、减少积压，以前农民种东西都盲目跟风，农产品的产量与市场的需求总是难以完美匹配，形成了很多资源浪费，导致农业的发展一直很难。现在有了互联网，可以根据订货量来科学谋划生产，意义非常重大。
主持人：第二个问题关于“互联网+”怎么样与传统产业相结合。在“互联网+”的过程中，你们感觉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，困惑是什么，秘诀又是什么？
王任飞：最大的困惑在于质量难以监控，品牌参差不齐，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治理。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，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危机感和恐惧感，比如最基本的民以食为天、食以安为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我查过资料，现在有上万家生鲜电商，其中只有1%在盈利，3%只能保本，剩下的都是亏损，我认为这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以安全为核心、能让大家信赖的品牌。
所以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想联合大家搞一个安全食品网，名字可以叫做芝麻开门。从生产端的化肥、种子和农药就开始管控，把标准分散到各家各户来经营，最后搭建一个网络销售平台，在这个鱼死网破、各种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的时代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把安全食品“一网打尽”。“羊群效应”这个理论在中国非常适用，因为中国农民很实际，即使把蓝图讲得天花乱坠，他们看不到盈利也不会做，我们就可以一场一基地，以高度组织规模化来迅速推广先进的安全品种来给他们做示范，他们认可之后自然会跟着学，生产出来的合格农产品放到网上去销售。
接下来还需要售后服务跟金融，把王行长的金融和保险加进来，建立一个安全健康保险公司，卖文昌鸡的电商为每只鸡投两分钱的保费，买文昌鸡的消费者为每只鸡买一分钱的保险，如果出现质量争议，就像车子刮蹭一样，可以去找保险公司理赔。把金融作为售后服务尤其是保险的环节纳入进来，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“互联网+农业”产业链，有龙头也有龙尾，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才能吃得安心。
吴元轼：这就不得不提到“一县一品”。农民很难相信互联网，因为很多人尝试把自己的商品放在淘宝天猫等各种平台卖，当同质化的产品遇到非良性价格战的时候就容易失败，这就需要差异化竞争，即“一县一品”。当一个县的某种产品具有不一样的竞争力并集中打入市场，能让当地的农民获得可观的收入，这就应该成为可以复制的典型。比如我们找五百个城市小白领每人众筹两百块，享受十年的原产地农产品，这就是众筹众包众利，让他们也参与农村的发展。我希望互联网小镇不是一个急躁的概念，不是一个浮躁的电商平台，“互联网+”也不是想要一揽子就解决所有农民的问题和商品销售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县先重点解决一个问题，看到希望以后再到下一个问题。
傅国华：我认为“互联网+”难在三处：连不起、连不上、不敢连。首先是连不起，WIFI那么贵，很多农民连不起，很多人没有WIFI都不看视频；其次就是连不上，坐火车坐动车的时候想连也连不上；最后是不敢连，因为各种安全问题。希望未来的网络技术水平和安全性都能提高。
张鹏：我认为“互联网+”的难点在于政策，政策总是跟不紧互联网时代的变化。在“互联网+”这个时代，创新创业离不开政策支持，否则油钱这么高、运输费用这么贵，怎么创业？很多既得利益需要新的政策来重新调整，才能释放出原有垄断体制下被限制的潜能，给经济注入活力。
王一林：我认为，“互联网+金融”还是比较顺利的，以前传统金融业没有顾及到一些人群，比如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，现在加上互联网可以做网贷和众筹等，这都不难，毕竟银行卡有多年的消费数据，要评估客户信誉非常简单，开通网银就可以了。所以，“互联网+”只是基础设施和工具，它撼动不了传统商业银行的地位，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控制风险。
邓寿鹏：互联网提供了无限的空间，它虽然连接万物，却连一个水杯和一粒米都生产不出来，所以不能过分神神化。它解决的无非是信息问题，但信息误判时后果也非常严重。互联网不能包办一切，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物质生产。说到互联网+金融，其实传统银行业完全可以做，只是之前没有做，因为小额贷款只占营业额的百分之几，需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关注吗？正因为如此，互联网金融才应运而生，如果传统银行愿意，也能把互联网金融的小公司全部枪毙掉，但是不必那么做，因为还要给年轻人一些创业的空间。说互联网金融能代替目前的传统金融，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夸大，银行人员也全在网上工作，并不需要互联网金融来支撑；但反过来，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最后还是银行人员在处理，那么庞大的资金还都不能出错。因此，中国的银行业应该自信。